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了十二年。一九�八年，我十六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了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

　　我自高等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三年二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留日学生总会派我和黄申芗到神户迎接。当时田桐也在东京，任中山先生秘书，我担任了先生的侍从秘书，从此，侍奉在先生身边。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宽宏豁达的革命风度以及平易近人的崇高品质，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现就记忆所及，简述旧事，以示缅怀，并供史家参考。

　　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中山先生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平日不吃牛奶、鸡鸭，只吃鱼类和蔬菜。家中有好几个人吃饭，每天菜金不超过两元。路六十一号，即同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对门。当时有人建议说：先生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今天要租房子，明天要租房子，实在太不方便，不如买一幢房子，从此固定下来，岂不是一劳永逸？于是许崇智赠送了这座住宅。同年，孙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就搬了进去。我为了帮助先生做接待工作，经常在那里出入，有时也住在那里。

　　解放以前，中山故居早巳非常荒凉，墙壁斑驳，杂草丛生。有一天，曾经担任过大元帅府秘书长和广东省省长的杨庶堪前往访问，见到满目荒芜，不胜感慨，当即吟诗一首：“疏冷孤槐莫利街，伤心龙剑便沉埋。弥天四海无人惜，腹痛驱车我独来。”

　　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使故居焕然一新。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忌辰，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府领导同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去瞻仰致敬。我也经常追随各同志之后，前往参加，颇有荣幸之感。

　　国共合作，势在必行

　　上海的中山故居，只是一幢小小的两层楼洋房，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就是从这里发端的。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发动叛乱，宋庆龄和先生先后离开广州到上海。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创始入之一的李大钊，专程从北京来沪，与先生见面，商谈国事。几天后，由先生亲自主盟，李大钊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开始。先生对李大钊说：“你尽可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一九二二年九月，先生在故居前的草坪上，召集在沪的国民党员举行会议，通过了改组方案，但是有些人却反对国共合作，先生意志坚定，不为所动。第二年二月，先生和夫人准备从上海到广州之前，有天晚饭后，他俩邀我到故居的花园里散步。先生问我：“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你听到过什么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他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要不断努力，要跟着时代走，不能停留！”接着，又问我：“改组以后，国共合作了，你有什么打算？”我坚定地回答：“我总是跟着先生，先生革命到哪里，我也革命到哪里。”先生见我态度坚决，便笑着说：“这样就对头了，很好！”同时，宋庆龄同志也对我讲述了国共合作的意义，并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继续为革命努力工作，她的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没有几天，先生委派我为国民党本部的干事（委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先生夫妇离沪后没有多久，打万急电报给我，叫我陪同曲同�、陈光逵、柏文蔚和谢运涵去广州共商大计。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广州，下榻于西濠酒店，翌晨，我陪他们至大本营晋谒先生。曲同�是段祺瑞系的中心人物，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老校长，先生对他极为尊重，迎送皆出营门。当晚，先生为他们设宴洗尘，我亦在座，陪客还有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谭延阎、杨庶堪等人，宾主互相敬酒，洽谈尽欢，深夜始散。后来，先生特任曲同�为北洋招讨使，陈光逵为江西宣抚使，柏文蔚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又派谢运涵为大本营参议，我为咨议（简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除大本营咨议外，我兼了许多职务，如第二军主任秘书，广东省长公署顾问，桂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湘军、滇军、粤军总司令部参议，滇军第二军司令部顾问，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高等顾问，别人都说我“官运亨通”。

　　面对列强，毫无惧色

　　一九二三年，陈炯明被逐出广东，先生自上海赴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但他一上任，立即碰到了“关余”事件。

　　什么叫“关余”呢？一九�一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等列强订立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海关和五十里内常关的收入，均须缴存于条约所指定的外国银行，作为赔款和外债的担保，并由外籍总税务司统一掌管。这些关税收入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所剩下的余款，叫做“关余”，归中国政府收用。

　　辛亥革命后，列强乘机攫取了中国海关收支的全部权力，规定关余非经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同意，中国政府无权动用。中山先生为了解决军饷问题，不听洋大人的那一套，果断地采取了革命措施，于十一月间通知北京外国公使团，声明自即日起，必须把两广的关余全部拨给广东革命政府。同时，命令广东海关将关余如数缴出。

　　在此情况下，北京外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广东的关余。北京政府说：“广东是我们权力不能及的地方，他们的口号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你们同我们讲是没有用的，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他们交涉。”于是外国使团找先生讲话，说，“关余不经过外国使团的同意，中国政府不能动用，尤其你们广东是一个省，更无权挪用，这早在《辛丑条约》中规定了的。”先生说：“我不知道什么条约不条约，你们这样做，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国家的事，不容许别人来管。”使团人员很严厉地说：“你们不履行条约，是野蛮行为。”先生也恼火了，对他们说：“对你们就是要‘野蛮’。”他们说，“你们要野蛮，我们就要把兵舰开进白鹅潭，对付你们的野蛮。”先生严正地说：“好！你们敢开进来，我们就敢开大炮，把你们轰走。”

　　十二月间，美国果然派了两艘兵舰到白鹅潭。广州两万市民在西瓜园广场集会，并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自主义”等口号。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一唬、二诈、三�丑，是欺软怕硬的纸老虎。在中山先生和广大群众的抗争下，北京外国使团终于被迫作出了将广东海关关余拨给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据估计，两广的关税收入每年约有一千万元。

　　联络工作，亦不可少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先生发布大元帅令，声讨直系军阀，指出“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佩孚）诸贼。”没有几天，将大本营从广州移至韶关，派胡汉民留守广州，自己则亲往韶关督师，并对人说：“我之来韶，目的在于北伐。为了破釜沉舟，放弃广州亦在所不惜。”当时我在广州伍朝枢家中，看到先生致某军官的电报，其中有云：“将所有枪弹暨士兵一齐来韶关，作北伐之孤注一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如事不成，我决不回广州也。”另外，先生给广州留守府的公开信中也说：“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难平也。”

　　看来先生对北伐之举势在必行，我既不能随军打仗，留守广州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径回汉口，联合各方力量，内应外合，迎接北伐军。于是我再到韶关晋见先生。先生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先生正在布置北伐，向江西进军。我听谭延�讲，我们与江西督办方本仁有默契，我军出发，方必让路，湖南方面也有把握，会师武汉，大概已经为期不远。我的哥哥田桐还有不少旧部在湖北，我想回去对他们做些工作，来个里应外合，所以来向先生请示。”先生说：“不必了。汉口方面有居正他们在那里，他们会布置的。你在此地玩几天，我会约你再来谈谈。”

　　过了几天，先生派人送来了一张派令，派我为“长江下游军事特派员”，并约我去面谈。对此我觉得很奇怪，我素来是做党务工作的，现在要我去搞军事，实在不知从何搞起，因此思想上紧张起来。我去见了先生，请他调一个名义，或者改为宣传特派员。他说：“如果有军事方面的工作需要接洽，你可以打电报来，我会派别人去联系。联络工作亦不可少，你是搞文艺的，我想叫你回到上海去，在文艺界多做些工作，如书画家、演员、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以及各种协会、学生会、教育公会、律师公会，都可以联络。但你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目的，要做到水到渠成，尽在不言中。这个意思你懂不懂？”我说：“先生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了。”

　　于是先生当即写手令给广州留守胡汉民，叫他给我旅费一千元，预支三个月薪水。我退出时，先生频频挥手，说：“一路慎重！到上海后，见到一些同志时，就说我的身体很好。”胡汉民待我很好，多送了五百元给我。

　　回到上海后，我把先生的指示告诉了张静江和田桐。他们捐了一笔钱，先恢复了“停云书画社”，从此就以这个社为据点，与各方联系，对北伐战争增添了一些声势。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疾苦，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因为常在先生左右，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期间，每星期必到广东大学去讲一次《三民主义》。当时大元帅府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距广东大学有一段路程，但先生为节约汽油，渡江后必步行前往，来回差不多要走五里路。在途中，街道两旁伫立着成百上千的市民，都以一睹先生的仪容为荣。先生满面春风，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

　　有一天，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赤膊光腿，在路上乱跑，影响了先生的前进。卫兵见状，忙把孩子拖到路旁，并吆喝了一声。回大元帅府后，先生对卫兵说：“你刚才吆喝小孩是不对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要爱护老百姓，关心老年人和小孩子。”

　　后来，中山先生驻节韶关行营，有一天，来了两个农民说：“要看看孙文。”卫兵听他们直呼大元帅的姓名，认为太没礼貌，把他们赶跑了。农民看不到先生，就写信给先生提出质问。先生看了，不仅不生气，反而非常高兴地说：“农民敢于写信来质问大元帅，这说明他们已经觉醒了。革命就是要靠老百姓的觉悟，真是大好事啊！”不久，先生亲自接见了那两个农民，并向他们表示歉意。与此同时，先生把卫士队的各班班长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革命，现在我们要打仗了，打起仗来，当然要靠军队，但也要靠工人，靠农民。没有工人，我们用的枪炮子弹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的三大政策中，除了联俄联共，还要扶助农工，接近工人和农民。今后如果有农民要来见我，不管他们满身泥巴，蓬头赤脚，你们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客客气气地让他们来见我，不许拦阻。”各班长听了，莫不深为感动。

　　关心同志，无微不至

　　无论同盟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或中国国民党时期，党内有一种风气：各部部长、各省首脑人物和一般男女老少的成员，都称中山先生为先生，而先生对这些首脑人物和一般成员，也没有级别之分，一视同仁，其慈爱之心，并无二致。他与同志间的关系，亦如“先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关心照顾，无微不至。先生的态度是严肃中带有活泼，说话时常面带笑容，甚至有点诙谐。因此，人们乐于同他接近，易于产生感情，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九一三年，同盟会会员郑芳荪（字赞丞）奉先生之命，联合革命志士张汇滔、孙毓筠、范光启、吴春�、龚振鹏、凌毅等人在安徽寿春率领旧部起义，讨伐袁世凯，但以寡不敌众而失败。张汇滔先走日本长崎，郑芳荪和田桐、凌毅、管曙东、张至刚等也相继抵东京，在巢鸭区租了一所住宅，命名曰“天健学社”，虽然地处偏僻，但先生经常光临，商谈国事。在这些人中，除了田桐是“老日本”以外，其余都是第一次的过客，我原来住在东京三畸町半国馆，先生为了安慰这些讨袁失败的革命党人，命令我陪同他们游览名胜，我也就搬进了“天健学社”。

　　不久，讨袁失败下来的淮上军将领袁家声、骈秀章、岳相如、毕静波、张汉、廖少斋等陆续来到东京，天健学社无法容纳。先生嘱托臼田（女）在市中心区另租旅舍，定名为“浩然庐”，由臼田料理各人的起居饮食，虽然酌量收费，但并不严格，所以大家称她为女老板。另由国会议员凌樾司理账目，大家称他为男老板。

　　对于安徽讨袁的失败，同盟会会员郑芳荪极为痛心，忧虑成疾。先生到天健学社时，发现郑有病，慰问备至。先生精通西医，但手头没有医疗工具，仅按脉而已。翌日，先生亲带医具，为郑作全身检查，始知他病势不轻。先生以寓中人多嘈杂，不能静养，便叫我送他至东京郊外十二阶休养。该处山清水秀，花木媚人，确为游览胜地，但郑仍郁郁不乐，不到一星期，坚决要回东京，因而病势更为严重。先生亲自奔走医院，物色医生，将其送至顺天堂医院，又吩咐凌毅的弟弟凌昭陪院，并叫我时时照顾联系，先生也不断到院探望，以英语与医生交谈，研究治疗方案。不到一月，郑芳荪逝世于医院，先生悲痛不已，嘱张汇滔给以厚殓。

　　翌年，为了加强与上海、汉口、长沙等地的联络，先生派我回国。我先到上海，旋转汉口，奔走数日，身感不适，时而发热，便托张浩去长沙，我则回沪治疗，收效不佳。回东京后，向先生汇报了回国的工作情况。先生问我病情，我一一作答，并说：“据上海丁福保医师讲，此乃不治之症。”先生笑曰：“哪有这样严重！”他立即与新乡医院联系，叫我前去检查，又把我介绍给日本御医青木，住进了青山红十字会医院。青木即该院院长，住院一月左右，疾病完全痊愈。原来我患的是奔马性肺病。出院后，先生又派人往大森，为我在海边租赁一屋，作为休养之所。后来，苏曼殊病癌，先生也是这样关怀照顾。先生待人之厚，对同志的关怀，我至今耿耿不忘。

　　我与中山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五年春他在北京病危的时候。当时，我原在上海，后来应邀与孙科、张静江等一起到北京探望。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了么？”说罢，潸然泪下，我也呜咽不已。中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但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也永远缭绕在我的脑际。（田伯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