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女孙穗芬谈家族往事

　　一、关于祖父

　　我对祖父的印象也是缘于家里人的讲述以及书本上的介绍，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便是“理想”与“自由”，“理想”是因为关于未来中国，祖父有很多天才般的设想，处于当时中国的现状，一个人能料及规划中国若干年之后的变化，这确非凡人所能；另一个便是“自由”，这是祖父一辈子坚持的东西。

　　全世界华人都很敬重祖父，这是祖父用一生的努力换来的，他给中国带来的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后人，我们要做的便是珍惜这份荣誉，关于他的思想与业绩，我向后一代倒讲得很少，较多的是我告诉他们，作为伟人之后，即使再没出息，也不可作沽名钓誉之事，应该一辈子去维护中山先生的清誉。最终希望他们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能够有真才实学，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绝非吃老本，是谁的后代，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什么能力。

　　虽是伟人后代，我们没想到要特殊化，平时都很低调，在国外的邻居也全知道我们是孙中山的后人。大家过着平凡的日子，该上班的上班，该生活的生活，和普通的家庭一样。

　　我这一生，感到最庆幸的是有这么一位祖父，但他不是我一个人的，也不只属于我们这个家族，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我希望祖父的精神可以激励今天的年轻人，不要放弃自己的目标。

　　二、关于父母

　　客观地来说，我的父亲孙科的确没有祖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由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父亲的坐标系，是祖父这样一个伟人。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我希望后人看待父亲的时候，持一种平和心态。

　　“养浩然气，读有用书”是父亲的座右铭，父亲很爱读书，在我看来，父亲更适合做一名教授。但是作为官员的父亲，总是忙于各种应酬以及其他一些繁忙的事务，很少有时间和我共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带我去中山陵拜祭祖父，父亲十分尊重祖父，也很孝顺。10岁多的时候父母分开后辗转迁移，等父亲年事已高有空闲时，却父亲住在台湾，我住在日本，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

　　我相信父亲内心一直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父爱的几近缺失并没有深远的影响我的生活。

　　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自创企业的女强人。她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偏爱古典文化，她美丽、独立、智慧，母亲的经历让我知道一个人应该能屈能伸并要懂得担当。母亲从小就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这几个字：良心放中间，对人以己。这几个字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知道真正的爱是利他无私的。她无比重要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三、关于我自己

　　上海解放前，我被送到香港，后来又到台湾读书。1955年，在香港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美国一家教会大学以优厚的待遇录取，并发给我四年留美的奖学金。但是由于在香港拿不到签证，使我的大学梦破灭了，心里也是充满了遗憾。赴美留学未成，我参加了台湾航空公司的考试，成为台湾最年轻的航空小姐，那段工作经历很开心，尤其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丈夫，一位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美国飞行员。

　　结了婚，很长一段时间全职在家相夫教子，我有三个儿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三个儿子长大进入学校读书后，埋藏在我心底的大学梦想再次出现，人总要有自己的人生，在39岁的时候，我与大儿子同时上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成为校园中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

　　在那里我学习非常刻苦、勤奋，每门功课的成绩都是A类。在3年的时间里，获得了秘书和金融两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还荣获华尔街日报奖。一时间，我成为美国媒体的新闻人物。华尔街日报奖是由华尔街日报社设立的，它每年一度颁发给全美金融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秀者。我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亚利桑那大学的女大学生。

　　1986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点。那时美国商务部公开招聘精通中文的商务领事，她受聘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1989年，我调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商务领事。

　　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不久，美国工商界的许多人士对中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两国间的商贸活动还不畅通。我到任后，为中美两国的许多商务活动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我的作用就像一个媒婆。我到中国来，寻找中国人到底想要从美国的公司进口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同有兴趣愿意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公司联络，使得需求双方平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摩托罗拉、百事、可口可乐等大公司先后入驻中国。

　　1992年7月，我调任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商务参赞。两年后，我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香港顺亚顾问有限公司，旨在帮助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公司来华进行投资。

　　似乎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我“流浪”的命运，现在的我已经很享受命运赐予我的这一非凡礼物，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几乎是两年至五年就要搬一次家，小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稍稍长大到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再回台湾、香港，后来去日本，泰国，约旦，上海，法国……几乎把家安在了世界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小时候为了逃难，婚后追随丈夫，后来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也许是这些经历给了我非常开放的思想，达观的精神，以及坦率的个性，我体验着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情，又把它们糅合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