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早在1894年兴中会会员人会誓词中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从那时起，孙中山就面临重大的挑战，首先是要同清延官吏、军阀作斗争；在革命阵营中要面对持不同政见者作种种争辩，每争取一份力量，每取得一份支持，都得之不易。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就是自由发挥，有时甚至是极端民主，其中纪律松散是一大特色。从民国之初到孙中山先生逝世，这一历史过程所发生的事情不就是按此规律运行的吗？可是孙中山先生坚持下来了，这就是他人格魅力和凝聚力所在，它来自先生反封建推翻帝制的坚定立场。

　　孙中山先生始终掌握“政党”，依靠组织力量行事，尽管没有自己的军队，但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孙中山由他最好的助手和朋友为他弥补了种种的不足。

　　回想我的祖父杨庶堪(沧白)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幕僚。杨庶堪长期为孙中山先生掌管机要、起草文件、书信往来、策划谋略，有的信件由祖父拟好，孙中山签个名就发出，如《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一文就出于杨庶堪的笔下；《给熊克武先生信》劝其不要在四川同吕超作战，也是出自庶堪草拟，由先生签名后发出。

　　孙中山先生委任杨庶堪为中华革命党四川省的主盟人，后又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之职。杨省长重教育，以政府行为支持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陈毅不忘此恩，解放后在上海任市长时给干部作报告，谈到：“如果如果杨沧白知晓今日国家的繁荣强盛，他老人家会含笑九泉。”

　　杨庶堪不但文才出众，在满清末代科举应试中得到“秀才”，还亲自参加了反袁的上海起义；协助孙中山先生，主动去说服部分滇军，与粤军一道打败陈炯明叛军，使孙中山先生才得以杀回广州恢复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坐稳广东根据地。

　　我的祖父杨庶堪不但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效力，并且关心先生的生活。为先生与宋庆龄的婚事，党内泛起波澜，有的反对，有的想不通，有的武人还将手枪放在桌上，以示威胁。杨庶堪为此十分担心。有人称：“他这样，我们不干了。”杨庶堪出面做工作，他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是他们的家务事，同时，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已办了离婚，而且卢夫人认为小宋年轻，有学识，更可协助先生完成革命事业，这还是好事。我们去干涉人家的家务是不应该的。”许多同志听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1915年10月25日，孙、宋二人在日人律师主持下完成了婚仪、婚礼时，杨庶堪已离开东京去上海参加反袁斗争了。

　　1923年10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孙中山先生出巡视察虎门要塞和威远炮台，行前孙中山先生命：“在出巡期间由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短短的命词是孙中山先生对杨庶堪无比的信任，同时也是杨庶堪本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地位的最高定格。